出席一大的人數(shù)，有11人、12人、13人三種說法。其中11人的說法缺少充分有力的論據(jù)，也沒有足資印證的材料，作者又不是當事人，從各方面來看都難以成立，對此就不作詳盡的討論了。

在對出席一大有12人和13人這兩種說法進行具體對照分析后，我們可以看出，這兩種不同說法中，沒有爭議的一大出席者有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等11人。爭論最多的是包惠僧。另外，在一個當事人的回憶中，對何叔衡的代表資格問題提出異議。所以，要解決一大的出席人數(shù)到底是12人還是13人的問題，除了要搞清楚所謂何叔衡的代表資格以外，關鍵在于弄清包惠僧是否出席了黨的一大及其參加一大的由來?，F(xiàn)在，我就這個問題作如下考證和分析：

1. 黨的一大代表產(chǎn)生的前后情況

為了弄清包惠僧是否參加一大以及何叔衡的代表資格問題，我們有必要首先回顧一下一大代表產(chǎn)生的經(jīng)過以及前后情況。

馬林和尼可爾斯基來中國前，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東等地先后建立了黨的早期組織并展開了實際活動，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也在醞釀之中。馬林等人到達上海時，陳獨秀正在廣州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未能直接晤談。因此，馬林即與當時主持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工作的李達、李漢俊建立了聯(lián)系，了解了各方面情況。馬林等人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正式成立。后又與在北京的李大釗、張國燾和在廣州的陳獨秀等人交換了意見，確定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由李達分別寫信通知各地派兩名代表到上海參加一大。

由于黨在初創(chuàng)時期處于秘密活動的狀態(tài)，加之缺乏經(jīng)驗，又沒有可供遵循的章程。因此，一大代表的產(chǎn)生并沒有嚴格的組織手續(xù)，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據(jù)有關人員的回憶，各地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在接到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通知后，多數(shù)地區(qū)并沒有選舉代表，代表產(chǎn)生的方式也不盡相同。有的地區(qū)是領導人指名參加，有的地區(qū)是個別協(xié)商產(chǎn)生代表，也有的地區(qū)是召開會議推選代表。一大開會期間也沒有進行代表資格的審查，因為出席一大的代表同為黨的發(fā)起人，代表互相之間是平等關系，不存在誰審查誰或者誰承認不承認誰的問題。在黨的中央機構尚未成立的情況下，作為各地代表的第一次聚會，這種狀況是不足為奇的。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不承認何叔衡的代表資格，他說：“在大會召開之前，幾位主要代表還會商過代表的資格問題：結(jié)果認為何叔衡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無工作表現(xiàn)，不應出席大會；并推我將這一決定通知毛澤東。他旋即以湖南某項工作緊急為理由，請何叔衡先行返湘處理。因此，后來出席大會的代表只有十二人。”張國燾的這一說法是沒有根據(jù)、不能成立的。理由有三條：

第一，張國燾提出何叔衡不應出席會議的主要原因，是“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無工作表現(xiàn)”，這種說法不符合何叔衡本人的實際情況。何叔衡生于1877年，1918年參加新民學會，是這個進步團體的領導人之一。1920年秋又參與發(fā)起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以及湖南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工作，并任湖南通俗教育館館長，主辦《湖南通俗報》，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建立黨組織、團結(jié)教育進步青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大召開那年，何叔衡已是40多歲的中年人，有了相當?shù)慕?jīng)歷和學識，馬克思主義水平、工作表現(xiàn)都不在一般代表之下，根本不能成為不應出席會議的理由。

第二，長沙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根據(jù)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的通知，與其他地區(qū)一樣派出兩名代表出席一大，沒有任何理由唯獨要從長沙兩名代表中減去一人。在同一個回憶中，張國燾又說“毛澤東、何叔衡代表湖南約十個黨員”，“合計代表十三人”，前后矛盾，不能自圓其說。

第三，一大召開時沒有代表資格審查的程序，張國燾的說法也無其他當事人回憶或當時文字記載的印證。

由此可見，張國燾關于何叔衡代表資格的說法，是為了附會十二名代表之說，與歷史事實不符，應予否定。

一大出席者關于代表人數(shù)和名單的回憶。從現(xiàn)在所掌握的材料來看，在黨的一大出席者中，除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李漢俊四人因去世較早、沒有留下回憶錄外，多數(shù)人都先后留下了書面或口述（由別人記錄）的回憶。在現(xiàn)存的一大出席者的回憶中，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的回憶錄沒有具體涉及一大的代表人數(shù)和名單，此處不作引用。包惠僧的回憶在論述下一個問題時另引?，F(xiàn)在，將其他8名一大出席者對一大出席人數(shù)和名單的有關回憶引用如下：

毛澤東1936年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回憶：“在上海這次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次會議中，除我之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其余的出席會議的人物中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個人。”^①1969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又說：“第一次代表大會，只有十二個代表。現(xiàn)在在座的還有兩個，一個是董老，再一個就是我。有好幾個代表犧牲了，山東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湖北的代表陳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漢俊，都犧牲了。叛變的，當漢奸、反革命的有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劉仁靜四個，后頭這兩個還活著。還有一個叫李達，在早兩年去世了?！?/span>

董必武1937年與威爾斯談話時說：“我參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每個省派出兩個代表，從日本回國的學生派一個代表——周佛海，他后來叛變參加了國民黨。湖北省派陳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和毛澤東。北京派張國燾和劉仁靜，劉仁靜現(xiàn)在是一個托洛茨基分子。上海派李漢俊和李達，李漢俊1927年在漢口被殺，李達現(xiàn)在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成了一個大學教授。廣東派陳公博和包惠僧，陳公博后來叛變成為南京政府的工業(yè)部長，包惠僧也成了國民黨官僚——內(nèi)政部長。山東派鄧恩銘和王盡美——后來這兩個人都被殺了。來自共產(chǎn)國際的兩個代表也出席了這次會。一個來自荷蘭——我們稱中國名字叫馬林。另一個是俄國人，他的名字我已忘記了?！?sup>②1971年董必武在與訪問者的一次談話中說：“‘一大’代表，上海、濟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兩個人。廣州是一個人，實際到了兩個，有一個包惠僧，他是一個新聞記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講是十二個人，有的講是十三個人?！?/span>

陳潭秋1936年回憶參加黨的一大代表的情況時說：“湖南長沙的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代表董必武和我；山東濟南的代表王盡美和鄧恩銘。那時，王、鄧兩人是非?；顫姷那嗄?，王后來死了——非常嚴重的工作侵蝕了他，鄧則被捕后死在獄中。北京的代表是劉仁靜，后來成為托洛茨基派，被黨開除了黨籍……。廣東的代表是包惠僧……。代表日本的中國學生及僑民的是周佛海，……他不久在廣東進行反黨活動，被黨開除。參加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除了上面指出的九人以外，還有代表北京的張國燾，代表上海的李漢俊、李達。李漢俊在第四次黨的代表大會上被開除黨籍，因他擁護右派機會主義的觀點，并與北洋軍閥有往來；在武漢政府叛變后，他被安徽軍閥槍斃。李達則在五卅后……退出了黨。廣東第二個代表是陳公博，他在陳炯明暴動反對孫中山時，幫助了陳反對孫中山。陳公博受過黨的屢次警告，終被開除了黨籍，后來很快成為有名的國民黨活動分子。”

李達1955年回憶說：“6月下旬，到達上海開會的各地代表共十二人：長沙——毛澤東，何叔衡。武漢——董必武，陳潭秋。上?！钸_，李漢俊。北京——劉仁靜，張國燾。濟南——王盡美，鄧恩銘。廣州——陳公博。東京——周佛海?！?957年3月18日他在《關于包惠僧的代表問題復中國革命博物館信》中又說：“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黨組織推選到上海出席的代表。包惠僧當時是武漢小組的成員，武漢黨組織的代表是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也到了上海，也住在大會代表的寓所，7月1日晚開會的時候，包也隨代表們開會去了，代表們也沒去拒絕他這是事實?！?/span>

張國燾在1966年回憶說：“上海代表是李漢俊和李達，代表上海九個黨員；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十五個黨員；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漢的八個黨員；毛澤東、何叔衡代表湖南約十個黨員；陳公博代表廣東約七個黨員；王盡美、鄧恩銘代表山東的八個黨員；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學生中的兩個黨員。合計代表十三人，黨員五十九人。”

周佛海在1943年回憶說：“黨務發(fā)展得真快，不單是我們?nèi)ツ暧媱澋纳虾?、漢口、長沙、北京、廣州都成立了組織，就是濟南也有了支部。當時陳炯明在粵主政，還沒有叛變，約仲甫（即陳獨秀——筆者注）去粵，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所以代表大會，他不能親來主持。廣東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是毛澤東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達、李漢俊，濟南是誰記不清了。丁默村雖然不是代表，卻是C·Y（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的活動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其實鹿兒島方面，沒有一個人參加，東京只有一個施存統(tǒng)。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兩人。第三國際，加派了馬令來做最高代表。”

陳公博在1935年回憶說：“七月初旬法專和高師都放了暑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轉(zhuǎn)上海。我們住在大東旅館，各代表也有住在博文女學的，也有住在別處的。周佛海、李鶴鳴（即李達——筆者注）、李漢俊、張國燾、包惠僧，都在那時認識，而毛澤東則因為在北大圖書館辦過事，可以算是比較熟的朋友。當時的代表大會，所謂共黨的南陳北李都沒有參加，邇時仲甫以主持廣東教育會的關系，且為上海租界當局所注意，故未來滬，而李大釗則尚主持北大圖書館，也未南來……?！?sup>③

劉仁靜1979年4月、6月在接待我訪問時回憶說：“包惠僧是參加了會，但不是代表。包惠僧自己說他是廣東的代表，我沒有這個印象。我記得他是串門參加會的，黨的一大沒有正式手續(xù)，也沒有區(qū)分誰是正式代表，誰是旁聽列席代表。所以，包惠僧來參加會，也沒有人不同意。”

上述8名一大出席者對包惠僧出席會議情況的回憶，綜合如下：^④

8人的回憶都曾提到包惠僧；在包惠僧參加了一大會議這點上是一致的。

至于包惠僧出席會議的由來和所代表的地區(qū)問題，說法是不一致的。8人的回憶有4種不同的意見：

一是未說明包惠僧代表哪個地區(qū)的有毛澤東和陳公博兩人；

二是說包惠僧代表廣東出席會議的有董必武、陳潭秋兩人；

三是說包惠僧代表武漢出席會議的有張國燾、周佛海兩人；

四是說包惠僧是串門參加會議、是列席代表的有李達和劉仁靜兩人。

2. 包惠僧在黨的一大前后的活動及其本人的回憶

為了進一步論證包惠僧是否參加了“一大”以及出席會議的由來問題，有必要把他的簡歷，特別是在“一大”前后的活動情況，作一些了解和研究。根據(jù)包惠僧本人撰寫的幾個回憶錄和我對他的多次詢問，并參考了有關知情人的回憶和介紹，對包惠僧及其初期的部分活動簡介如下：

包惠僧，又名包晦生、鮑懷琛、包一宇、鮑一德，筆名棲梧老人。湖北省立第一師范畢業(yè)。1920年底以前，大部分時間居住在武漢。師范畢業(yè)后，以新聞記者為職業(yè)，籍此謀生。

1920年9月中旬，包惠僧經(jīng)由劉伯垂介紹，被吸收為黨員。而劉伯垂是在此前不久由廣東辭官返鄂、途經(jīng)上海時，與陳獨秀多次晤談后，被吸收入黨的。陳獨秀還委派劉伯垂回武漢發(fā)展組織。據(jù)董必武回憶，李漢俊也曾去武漢發(fā)展組織。在此前后入黨的，還有董必武、陳潭秋、鄭凱卿、張梅生等人。武漢的第一批黨員在武昌撫院街董必武寓所召開第一次會議，成立武漢臨時支部，包惠僧是武漢臨時支部的負責人之一。

1920年9月至年底，包惠僧基本上都在武漢活動，曾參與發(fā)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并開始著手初期的工人運動。

1921年1月，包惠僧帶著幾名青年準備到蘇聯(lián)留學，由武漢到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飛路新漁陽里六號黨的機關里。后因去海參崴的海路中斷，加上經(jīng)費困難，未能成行。于是，包惠僧就留在上海，參加黨的教育宣傳工作。

1921年5月，包惠僧由上海去廣州。這個時期，共產(chǎn)國際代表維經(jīng)斯基已回國，陳獨秀去年12月去了廣東，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工作由李漢俊、李達主持。1921年“五一”前李漢俊曾對包惠僧說，人都走了，經(jīng)費也沒有了，沒辦法干了。因李漢俊本人走不開，就派包惠僧去廣州找陳獨秀，要陳獨秀回上海來主持工作，或者把黨的機關搬到廣州去。包惠僧到達廣州后，住在《新青年》雜志發(fā)行部。陳獨秀不同意李漢俊的意見，表示他不能回上海，黨的機關也不能搬到廣州來，并要包惠僧在廣州多住些日子。后來，包惠僧還由《新青年》雜志的發(fā)行人蘇新甫介紹到報館做臨時工作。

包惠僧是在上海參加慶?！拔逡弧眲趧庸?jié)的活動之后去廣州的，并在廣州住了兩個多月，在此期間參加了廣州黨組織的活動。7月中旬，他從廣州動身去上海參加黨的一大。關于這段時間的情況，包惠僧本人有如下回憶：“廣州的黨員有譚平山，是支部書記，北大畢業(yè)生。陳公博，也是北大畢業(yè)生，法專的教授，宣傳員養(yǎng)成所所長、《廣州日報》總編輯?！稄V州日報》是陳獨秀辦的，我也為該報寫過文章。還有譚植棠，是教書的，也是北大畢業(yè)生。劉爾崧，是個中學生。還有一個姓李的教員，加上陳獨秀和我，共7人。黨員們每周開一次會。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二百元路費。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xiàn)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yǎng)成所所長，知道的事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開完會后就可以回去（會前陳獨秀與我談過，還讓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經(jīng)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幾個人都忙，離不開。陳獨秀年長，我們又都是他的學生，他說了以后大家就沒有什么好講的了，同意他的意見。有人說陳獨秀是家長作風，當時是有一點，但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聽第三國際的，他想當家長也不行了。這樣我就坐直達上海的海船到了上海，仍住在新漁陽里六號。陳公博剛剛結(jié)婚，帶著新娘坐郵船到上海，住在東亞旅館，我和陳公博見面后他叫我往廣州打了個電報，報告我們平安到達了?！?sup>⑤

1921年8月，包惠僧在上海參加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主編《勞動周刊》。不久，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各地的組織（當時稱支部）相繼成立，包惠僧是長江支部的負責人。

1921年9月，陳獨秀根據(jù)第三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意見，辭去廣東的職務，回到上海，專做黨的工作。不久，陳獨秀在老漁陽里2號被法國巡捕房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他的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楊明齋、柯慶施等人。經(jīng)馬林及廣州、上海知名人士多方營救，先后被釋放出獄。

1921年10月以后，包惠僧由上?；氐轿錆h，在武昌黃土坡從事武漢黨的工作。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包惠僧陸續(xù)寫了一些回憶錄。在公開或內(nèi)部刊物上發(fā)表的有《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后的回憶（一）、（二）》、《勘察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幾點意見和幾點回憶》、《勘察上海革命紀念館后的補充紀錄之一、之二》、《“二七”回憶錄》、《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前后的見聞》，等等。包惠僧因病去世前，還留下了《回憶第一次國共合作與黃埔軍?！?、《回憶陳獨秀》、《回憶馬林》等文稿。多年來，包惠僧還經(jīng)常接待黨史教學和研究人員的訪問，并由訪問者整理出為數(shù)不少的訪問記錄。

以上幾個方面的史料，已經(jīng)可以回答包惠僧是否參加過黨的一大的問題了。

從當事人的回憶來看，目前所能見到的一大出席者的回憶一致肯定包惠僧參加了一大。因為要維護一度流行的十二人之說，有些當事人（如董必武、李達）在一個時期內(nèi)不提包惠僧，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個別訪問或答復詢問函件時，他們?nèi)匀蛔C明包惠僧參加了一大。

從包惠僧初期的經(jīng)歷來看，他參加了黨的發(fā)起工作，是一個地區(qū)的負責人之一，又和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發(fā)起建黨的骨干有著多方面的聯(lián)系。所以，他參加一大是有條件的。至于包惠僧后來政治不堅定、脫黨，那是另外一回事。

從包惠僧的回憶錄來看，他的多次回憶內(nèi)容詳盡，多數(shù)材料能得到印證，有些細節(jié)不是親身經(jīng)歷者是難以寫出的。而且，這些回憶又在公開或內(nèi)部刊物上采用，經(jīng)過社會各方面的檢驗。

由此可見，包惠僧參加了黨的一大，這是可以肯定的歷史事實。

包惠僧原是武漢的黨員。1921年上半年，他先在上海，后去廣州，參加了這兩地黨的活動，出席一大是從廣東動身到上海的。這種情況在一大出席者中僅此一人。正是由于這種特殊性，增加了這個問題的復雜性。這也是后來形成出席一大有12人和13人兩種說法的原因之一。至于包惠僧出席一大的由來和代表的地區(qū)問題，上述史料中有四種不同的說法：一是代表武漢出席一大的；二是代表廣州出席一大的，三是串門碰上參加的，不是正式代表而是列席代表；四是由陳獨秀指派參加一大的。

為了從這四種不同的說法中鑒別出哪一種說法更接近于歷史事實，經(jīng)反復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的看法：

第一，包惠僧不可能代表武漢出席。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通知各地派2名代表出席一大。董必武、陳潭秋代表武漢是無疑的，武漢不可能派出3名代表。因此，包惠僧不會是武漢代表。而且，包惠僧1921年上半年沒有在武漢工作，又是從廣州去上海參加一大的，從這方面講他也不可能是武漢代表。

第二，包惠僧作為廣州代表尚缺乏有力的論據(jù)。雖有兩個當事人說包惠僧是代表廣州的，包本人也這樣說，而且他也的確是從廣州動身參加一大的，但有些疑點還不能排除。如《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文中有這樣的記載：“參加大會的有十二名代表，他們來自七個地方，包括上海在內(nèi)，兩個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個地方各有兩名代表。”有兩名代表的地方是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這是無疑的。一名代表的地方就是廣州和日本了。陳公博的回憶中也只說包惠僧參加了會議并沒有說他代表廣州。如果廣州只有一名代表的話，首先應該是陳公博，因為包惠僧畢竟是后來去廣州的，而且時間也不長。至于文中所說十二名代表，是指“來自七個地方”的代表，并沒有排斥還有第十三人參加會議的可能。因為當時上海已有李漢俊、李達兩名代表，他們又請陳獨秀回上海參加會議，假如陳獨秀當時回上海參加一大的話，出席一大的也不是十二人。所以，這一段引文并不能決定包惠僧是否參加了一大，但對判定包惠僧是不是廣東代表還是起作用的。

第三，說包惠僧是串門碰上參加會議的列席代表，這是不合情理的。黨的一大是在秘密狀態(tài)下召開的，不可能隨便允許串門的人參加會議。退一步講，就算是串門參加的，碰上一、兩次會還有可能，何以能從上海開幕到南湖閉幕都碰上參加呢？再者，當時還有幾個黨的骨干在上海，他們怎么沒有參加？而唯獨包惠僧這個千里迢迢從廣州到上海來串門的人參加了呢？因此，這個說法看來是站不住的。至于說包惠僧是列席代表，那是用后來的習慣推論的。事實上，黨的一大并沒有嚴格的手續(xù)和程序，沒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之分，只要參加了會就有同等的權利。包惠僧在一大會議上先后就黨的綱領、職工運動、對孫中山的看法等內(nèi)容發(fā)表了意見，并參加了最后的選舉，不能說是列席代表。

第四，說包惠僧是由陳獨秀指派參加—大的，這比較合乎事實。包惠僧在入黨前就和陳獨秀相識，后來交往也多，彼此較為了解。包惠僧當時也具備參加一大的資格，陳獨秀對他今后的工作又有些打算。加上陳獨秀自己不能去上海參加一大，就指派從上海來和他聯(lián)絡的包惠僧參加。事實上，包惠僧在一大以后又一次到廣州，傳達共產(chǎn)國際代表和中央局的意見，請陳獨秀回上海主持黨的工作。另外，從陳獨秀當時的地位和威望來看，他指派包惠僧參加一大也是完全可以的。

綜上所述，黨的一大出席者共有國內(nèi)各地的黨組織和旅日的黨組織派出的13名代表。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陳獨秀派遣的包惠僧。

注釋：

①見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

②見尼姆·威爾斯《紅塵》。

③見陳公博《寒風集》。

④在同一人的多次回憶中，前后說法不一者，此處采用早期回憶的說法。

⑤見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載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1979年第3期。

（選自《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建史》第二章第三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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