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閉幕不到一周，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紀念地，重溫革命戰(zhàn)爭時期黨中央在延安的崢嶸歲月，緬懷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宣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賡續(xù)紅色血脈、傳承奮斗精神，在新的趕考之路上向歷史和人民交出新的優(yōu)異答卷的堅定信念。

（二）生產（經濟）教育的成效

各級各類學校按照中央和邊區(qū)政府的號召和要求，積極投身到大生產運動中去，開始了黨中央在陜北13年教育工作的“生產教育”也可稱為“經濟教育”階段。實際上，毛澤東創(chuàng)立的新民主主義教育理論中，一條重要的方針就是“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之所以把這一階段單列作為生產教育或經濟教育階段，一方面是在中國教育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時期象這一階段這樣，特別地突出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另一方面，是與黨中央的中心工作相對應的。這一時期的教育中，學校除了進行政治與文化教育外，把勞動與生產列為整個教育的組成部分，并且密切結合起來。教師利用各種機會進行勞動觀點的思想教育。許多地方寫著“參加勞動最光榮”。同時還進行生產常識的教育，并且注意了“做什么的時候教什么，學了就做”的方法。生產課主要講選種、浸種、肥料的種類與效用，耕作方法、防除病蟲害等科學知識。在兒童教育方面，首先是教育兒童幫助家族生產，如拾柴、拾糞、看莊稼、放牲口、種瓜點豆或家務勞動等等。其次，當時已有互助組或撥工組之類的組織，兒童很快也組織起撥工組來，小學教師和村的生產委員會聯系，根據各戶的生產安排，需要多少兒童半勞動力，兒童能做哪些活，給兒童做出學習與生產計劃。

中等學校組織的生產勞動更多。除一般工農業(yè)生產外，有時還自己蓋房子或修理房屋。生產自給也是中等學校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1941年邊區(qū)教育廳關于“生產自給”給各中等學校的指示中指出：“第一，自給自足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基礎的工作；第二，它可以打破經濟困難；第三，它可以使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起來，在教育的立場上說來，更是有新的意義?！庇纱丝梢钥闯觯a勞動對于中等學校的重要性了。生產勞動，有課余生產，也有停課生產，主要是從事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生產。農業(yè)生產主要是種蔬菜和糧食；手工業(yè)生產主要是紡毛線、打柴、燒木炭、修理校舍、養(yǎng)豬、養(yǎng)雞等。例如關中師范，1940年打窯洞十四孔，開荒一百畝，燒木炭一萬五千斤，柴全部自給；三邊師范1941年紡毛線四百斤，打鹽三百馱，修理房舍許多間；延安師范1943年種菜十八響，收獲十九萬余斤，種谷子、蕎麥、麻子九十六響，收獲六十一石。通過生產勞動，中等學校大都做到了半自給，改善了學校生活，同時鍛煉了教師和學生。[1]在《中央財政經濟部關于一九三九年陜甘寧邊區(qū)生產運動總結的通報》中，對學校開展大生產的情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職人員特別是各校青年學生以自古無有的勞動實踐鍛煉了思想意識與肉體，證明改造自然也同時即改造人性?！盵2]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南泥灣精神就是這一時期形成的。1942年7月，朱德總司令到南泥灣視察，興奮地賦詩稱賀：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無宿營地，破窯亦難找。今辟新市場，洞房滿山腰。平川種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僅告成，戰(zhàn)士粗溫飽。農場牛羊肥，馬蘭造紙俏。熏風拂面來，有似江南好。[3]

1942年12月12日，《解放日報》專門發(fā)表了：《積極推行“南泥灣政策”》的社論，指出：“朱總司令從前方回來，竭力提倡陜甘寧邊區(qū)軍隊進行工業(yè)、農業(yè)、運輸業(yè)各方面的生產工作，以減輕人民的負擔，改善部隊生活，密切軍民關系，幫助邊區(qū)建設……經過披荊斬棘，耕耘種植，今天的南泥灣，已成了陜北好江南”。

經過幾年的艱苦奮斗，到1944年，邊區(qū)自給自足經濟有了很大發(fā)展，豐衣足食程度也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機關部隊學校的供給標準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邊區(qū)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邊區(qū)政府一年工作總結中充分反映了這一情況，他說：“機關學校方面，單以延安一個地區(qū)統計，就種地35893畝，打糧食6011石。自給比例由26%直到76%…保育院是一個勞動力非常薄弱的婦孺機關，但去年也不僅完成了原計劃60余萬元的生產任務，且還超過原計劃8倍余，計實際生產總值520萬元。在生產過程中，象延長焦縣長那樣動人的故事，曾是不勝枚舉的。焦縣長親自參加擔糞、翻地、除草、收割。麥收時，他白天割了一天，晚上收工時還要挑上一擔回去，無怪老百姓說，‘自古以來沒見過縣長擔糞，今天縣長也擔起糞來了，我們必須加倍生產才對’。值得寶貴的，是我們機關學校中創(chuàng)造了象黃立德、鄭洪凱、李太元那樣的機關勞動英雄，象焦自珍、劉玉峰那樣的工屬勞動英雄，象張潔那樣的學生勞動英雄”。[4]堅持從經濟到財政的發(fā)展路線之結果，人民的收入大大增加了，部隊和機關學校也逐漸建立了家務，但政府取之于民的部分，卻相對地減少了，以至絕對地減少了。例如公糧，去年十八萬石，今年減至十六萬石，其他稅收也有減輕。因此，軍民生活一年一年地更加改善了。[5]

解放區(qū)大生產運動的勝利，是自力更生方針的偉大勝利，它為爭取抗日戰(zhàn)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其中，生產教育的開展，不僅減輕了人民負擔、密切了學校與社會的關系，而且更重要的是鍛煉了學生，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一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方針得到了生動具體的展現與實踐檢驗，為后來新中國教育的發(fā)展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注釋：

[1]李之欽《抗日戰(zhàn)爭時期陜甘寧邊區(qū)的教育》，《陜甘寧邊區(qū)抗日民主根據地》（回憶錄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27頁。

[2]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9~194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291頁。

[3]王恩茂《南泥灣精神永遠激勵我們奮勇前進》，《陜甘寧邊區(qū)抗日民主根據地》（回憶錄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208頁。

[4]李光等《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第一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387頁。

[5]李維漢《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工作回顧》，《陜甘寧邊區(qū)抗日民主根據地》（回憶錄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61頁。

（來源：選自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編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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